俗民方法特輯 :03.個人與時代

202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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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強 I am an extraterrestrial: project for meeting with tenjin (heavenly gods): project for extraterrestrials no.4>

郭沫若:「 我不是想學奧古斯都和盧梭要表達什麼懺悔,我也不是想學歌德和托爾斯泰要描述什麼天才。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 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東方社會與社群主義

先前在民主的今昔與多元的真實與幻象中多次提到社群主義這樣的概念,自古至今,談到華人社會主義多半涵蓋著大量的社群主義,而透過教育這樣的手法,將你改造成合格的社群成員、有健全的社群感的人。

若當我們談及自傳時,自傳似乎是所有體例中極具有自我色彩與個人意識的文學類作品,然而中國式個人自傳的文章,卻反而何之前談到的華人社會傳統以及社群概念環環相扣。 比較東方和西方的自傳,西方的自傳比較多是偏向極端、善美或惡:自命不凡的天才生活紀錄,或是對於自我人生罪惡的反省及後悔。自我反省是透過今天去回顧昨日的自己,然後知道自己的非,正如同黑澤明(雖然他是東方的)的自傳以《蛤蟆的油》作為書名,自喻是站在鏡子前的蛤蟆,發現自己從前的種種不堪,嚇出一身油......,是屬於這種比較懺悔式的。另一種則是天才的紀錄,凸顯自己的才能以及和「凡人」的不同之處,差異與隔閡。

但是傳統中國的並不是這樣,是含蓄、是包含的,也是混沌不明的: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善與惡,只是如同一介旁觀者,旁觀自己的人生,清清處處的看著這一切的發生、經過與逝去。就像郭沫若所說的:「 我不是想學奧古斯都和盧梭要表達什麼懺悔,我也不是想學歌德和托爾斯泰要描述什麼天才。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式(不含政治立場單純從歷史著作的角度)的自傳具有鮮明的特色------社會時代與個人是密不可分的。

社群主義與德行訓練:俗民模型中的聖人模型

同樣的,社群主義的概念也同樣可以由經典教育的俗民理論去推想。舉例來說,華人歷史上傳統的聖人模型,不只延伸至儒家對於完美人格的定義,更在整個文化中根深蒂固。其一是關於敬天的思維(信仰),其二是對於個人道德建立於群體概念的現象。

文學經典《詩經》中多次寫到天、帝、天命。天命的核心概念以上天是最高主宰,在歷史上,常用來解釋新政權取代舊政權的合法性,而朝代興衰、君主更替,不完全是人類所能控制的,「惟德是輔」。若執政者無德,上天將會把施予的合法性收回;「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上天會負責掌握社會正義並且賞罰分明,是周代世人價值觀和道德信念的最高標尺,人們只需要合乎天命,福氣自然是有的。詩中有許多關於對上天的敬畏與感恩,如《周頌.敬之》:「敬之!敬之!天維丕思!命不易哉!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而後天儒家則重視教化,將敬畏而遵守道德的想法,透過詩書禮樂等形象化的模式,潛移默化將「道德是人基本準則」的想法深入人心。

「思無邪」,即心無邪念而歸於純正,以合乎禮教。個人道德修養的取向,透過教育的訓練,觀想聖王、聖人的模型並形塑為合格社群者,這些模型展現的是個人主體在本能慾望與國家興亡之間的情感,最終「德性修養」使他們選擇了大我(即群體社會)。看似轉向內心、內在等強調個人的修養,實則將個體與群體社會做更緊密的連接與束縛。總言之,這是種強調道德的俗民模型建立於社群導向,「修養越高的人,越能夠肩負社會責任,越能做好一個螺絲釘」,如若將與群體社會價值有關且積極擔負社會責任的個人主體性,應該還不能算是個體概念。此種必與群體社會價值有關且積極擔負社會責任的主體性的要求,透過轉化讀者自身和他人,而能有興善戒失、移風易俗等社會教化之功能。

自我與時代的交互作用

 德行與個人修養,顧名思義即個人的修養(可能看到現在應該已經不再相信有什麼是真正屬於自由意識的),不過也難逃離個人與時代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一個文化對於德行與完人模型是與當代對於修養的要求相關,而修養又是和談吐密切相關,一路環環相扣至修辭學。從文學典籍、畫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原樣,從形容中看出當時對於美的價值觀,就像美的定義是和特定時空背景有關的,所有我們所產生的意識流都是看似獨立的運動,實則串聯成整個歷史架構。修辭傳統甚至涉及現代民主社會如何形成公共意見要如何達成,以及是否涉及德行。

「憲問:子路問成人。」 在這裡的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什麼是「成人」?在這裡成人指的是一種完美的人格原型,就像我們常常會說我們要有品行時,往往多半其實是有一種對於人格需要具備的條件的想像。而在這裡孔子提到的分別是 智、不欲(廉潔)、勇、藝(才藝),以及文之以禮樂(文:包裝),禮樂指的是背後的精神:和,也就是文雅。並且還需要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從這裡可以看出華人典型的理想人格模型。

德行不只是自己的修行,更是一整個時代的縮影,要先理解整個背景文化才能夠懂得,「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從歐洲文化那種基督教為主的社會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著重於體驗惡,也就是所謂的罪過。 延伸出他們對於人性的一種看法,以及懺悔的傳統。反觀東方(中國傳統),我們強調的是德。當西方(基督教)強調遵照上帝的話語(聖經)為最高道德時,東方似乎比較沒有特定的依據, 而是一種想像對於美好、完美的人格的想像。強調的是問本心,以及自我良知的部分,當然這也造就了華人社會最主要的型態:「陽奉陰為」,畢竟這種本心只有自己知道,理所當然的會產出很多敷衍以及表面的人。由此可以做一個小總結,德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則是誠:至求自己、無愧於己。

這樣的「誠」和修辭學其實是有關聯的, 修辭並不是如今日我們害怕的「請問這個句子使用的下列何種修辭」的修辭,而是「有德者必有言」的德的象徵:修辭立其誠。

延時間座標逆推意識的危險性

我們相信可以(或需要)「以意逆志」,相信藝術源自於創造者的情感,那我們很有可能受到了詩大序的影響。當時的背景在於形成「家法」,為了培養順從的官員並形成門派,人們為了當官而選擇全盤接受老師說書的思想及影射的內涵,而養成的傳統。引伸至現代,現代藝術學派也開始在探討顏料本身、畫布本身,沒有創造者,或是創造者非人類,是否可以稱為藝術等獨立性議題。

「以意逆志」,可以拋出許多問句去反問:這個志是詩本身的志,還是作者的志?詩本身可以有志嗎?如果不能,而這個指的是作者的志,那那些佚名的詩作怎麼辦呢?如果作者的志才重要的話,一首詩的技法、佈局等藝術形式就可以被忽略了嗎?

莊子:「得魚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就給出了答案,如果形式不重要,藝術就只淪為哲學式的空殼。哲學才是不顧語言的本質(語言的技法:用字、語句),而是需要去理解門人背後的思想。而羅蘭巴特早些就說了:「作者之死」,顛覆了文學體系中作者的主宰地位,文本的意義不再定於一尊,當作品完成的時候,作者和作品的一體聯繫等關係已經斷了。

以意逆志的危險性,大約和作者已死的概念相同。許多人也提出了自傳已死,我覺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即使是從記憶來的也可能是虛構的,真實價值因為記憶的不可考,通常在歷史上是大受打擊的。這就是個人影響時代整體的部分,大多時候寫作的狀況(時態:現在) 決定了作者的歷史角度(時態過去),如何撰寫以及寫些什麼、畫些什麼,是以主觀去描繪一個相對客觀的事,更可怕的事沒人能知道客觀本質、事物原樣。

另一種可能:時代裂縫中的自我解放

當認同的政治和見解與見解構的時候, 當這些信仰崩壞或者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斷裂,會令人反抗,脫離社群而逐漸產生自我的概念,這也和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的狀況相當類似,正是公眾社會對於自己的排斥才促成了他對自己異於眾人的覺醒。「我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發問」蘇格拉底總是如是說道,不斷的質疑所有既定的觀念,這點也和法國思想家傅柯相似,處在社會邊緣、對於主流敏感,再來便是質疑:誰說的算?如果說懲罰以及明令禁止,可以使得人們成為社會期望他們成為的樣子, 然而那種痛苦以及束縛終究會引來反抗,當人的主體性被壓到最低的時候,終究引來的是反彈,這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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