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民方法特輯 :01.民主思想真的自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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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自由,絕對的責任。」
俗民方法與民主的開端
民主自由,民主與自由。當我們把民主與自由綁定時代表了我們對於民主的看法:民主是一種反應民意的方式,在某種面向上是一種自由意識的表述。
自由意識是人類共有,然自由意識表述的方式在不同歷史條件下不盡相同。
西方的修辭學有一大部份是雄辯術,試圖用邏輯推理去說服別人同意你的理論。雄辯術的行成可以從這樣的背景說起。在西方的觀念中,空間是有分成兩個領域的:公領域以及私領域;相對的,在華人社會雖然有「公」這個詞,但是比較沒有公領域的概念。其實我們想到的公田的「公」,也並非實質的公領域,而比較像是「領主」的田。 由於東方和西方國家的形成不同,西方則有市民廣場這樣的設計,可以說是公領域的展現;同時在華人的城市裡面是沒有公領域的,城市的核心是宗廟,家族的中心則是宗祠。成年男子的權力是服兵役與祭祀、有大事發生時是召集大家到宗廟宣布事情,種種跡象都可以展現出由私領域延伸到整個社會的現象以及傳統華人社會那種比較權威的型態。
中國的傳統修辭學則以德行為中心。在過去的東方社會裡,以理說服別人相對的比較不重要了,核心價值是以長幼尊卑微為文化體系的重點,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透過倫理及德行去維持比較具有威權的、「聖人政治」的社會,強調治統與道統( 儒家學者站在師的位置,透過品格與教育去輔佐君王)。
將政治視為意識形態,由這樣的出發點比較整個社會體制,雄辯術強調以理論來說服人,說服是最終目的;反觀東方,比較偏向單向,君主下達命令是直述式,而不是雙向溝通,所以也就造成了輿論的傳統(在「多元的真實」與幻象中有提到),那種輾轉的、被動式的溝通。
所謂俗民,就是一種在歷史的大前提下,培養出了個體的獨立判斷,做出例如「選舉投票」這樣分別獨立的判斷。
先前在俗民特輯前傳中提到教育的改造手法,不免讓人懷疑,在我們的傳統慣例當中,到底能不能培養出真正獨立的一次判斷?古代在文人教育經常強調正氣與風骨,究境教育出來的是他們「旁觀者清的」批判思考, 還是只是等同於當代的叛逆? 當文化系統培育目標著重於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時候,這個「大我」代表的又是什麼呢?
後期的我們對於大我的定義,是國家、是社會。 而在古時候,大我的定義則是家族,你需要以家族顏面著想、為家族聲望貢獻, 有著「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樣的想法。 個體感不高, 即使有個體感,也是在個人與他人的關係當中來定義自我。簡單來說,自古華人的主義即是社群主義。文化教育的使命,在這裡扮演的角色,是把你教育成合格的社群成員,具有著健全的社群感。
回到稍稍先前提出的「當代叛逆」, 什麼叫做放蕩不羈,而什麼又叫做放縱無度?
若我們將時間線調回稍早以前。曾經有一群人,在五四運動,成為了華人世界的轉捩點。現在而言,長期以來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民主與科學已經成為五四精神的代名詞,留下來人人皆曉、廣為人知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但是深入歷史細節和後世學者的研究,不難發現五四精神的內涵其實涵蓋了整個「個人主義」與「民主」在中國的開端。
然而這個觀念,在當時卻具有極大的歧義性。 當時的民主核心價值卻變得不再是個人的權力,那種象徵奔放的自由, 而是一種相當諷刺的狀況:是一種具攻擊性的限制:反對儒家、反對傳統的「新道德」。 能夠想像嗎?一群不曉得自由的人突然看到自由的樣子會是什麼。他們以為,把所有舊的、有規矩的東西拿掉就叫做「自由」。
到底完全的自由(也就是所謂的大開放), 真的是我們人類需要的嗎?「絕對的自由,絕對的責任」,在《逃避自由》一書當中有提到類似的觀念。它說:「 當全部的選擇都需要交由個體的自由意志來做決定時, 我們會開始逃避自由。」 或許自由看似容易, 但是若是真的完全把所有的規則拿掉,我們反而會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出來替我們人類做決定, 習慣被管理系統下, 當自己要做選擇的時候,卻會不知所措。 像當時希特勒其實是被民主票選出來的(不可思議), 也或許有點像宗教或是偶像崇拜等等,而權力,也從早期的神壇下放了出來,一路流竄到當今各個意識形態的角落。
俗民模型中的聖王模型
聖王模型在多部經典中皆有對此多加進行形塑,而仍深刻影響現代我們的大約是儒家的經典。這裡可以藉由最早的經典:詩經中的描述做切入。
光是對於詩經中的「聖王原形重現」,就可以分為兩種層面。一個層面指的是周文王以至武王等周代盛世的明君,另一個層面是依據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由是觀之,王者採集民歌然後為提供自己施政的參考,這些最後編纂成《詩》文本,自然足以代表「聖王的作為」。
關於政治詩的部分,由於西周末年周室衰微,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生活品質也嚴重下降,比起像小雅裡的魚藻那種讚美君賢民樂的作品,更多的是自覺性高的官員或敢怒不敢言的百姓寫出的諷諭詩。即使沒有明確的指向,也不是從正面敘述,然而透過這些「不」,可以反建構出聖王應具備的特質:「明德」、「畏天」、「恤民」、「勤政」。但這些特質現在說出來,不只平淡無奇,更像是一種敷衍回答,太通俗、太通泛。如今我們已經把這些視為理所當然,也正是詩經或後天儒家思想成功運用教育、導進俗民社會模型,深深影響了華人社會對於執政者的想像的證據。詩教把聖王的角色重心下放到「教化之行不必待於王者,聖人賢者亦可為之」,而成移風易俗的另一種來源和力量。
執政者需要具備德行、風行草偃,強調透過感化以及影響人民使得國家以及社會風氣更加的淳美等等,這些都是政治上俗民痕跡最好的例子,整個體制的形塑讓我們習慣於、接受了這樣子的聖王原型:「我們都希望有一位具有完美人格的人能夠成為領導者(甚至有點天命的概念),替我們做決策,同時也負擔全權的失敗責任」。但執政者的個人德性與政治才華,真的在同一個衡量座標軸上嗎?
我們現在的民主,是「真」民主嗎?
你的決定是你的選擇,還是意識形態產物?
每每進行完我們的總統大選,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多元有自由的年代,帶我們的意識形態,真的有被解放出來了嗎?我們現在定義的民主,是真民主嗎?
執政者是否有需要具備德行?
還記得之前高中的課本在國學常識的部分有寫道,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就像天上的北極星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的星辰會拱著它,圍繞著他旋轉。如果上位者用德行來引導大家,就如同北極星一樣,本身不需要動,其他的星體,也就是各層的官員以及民眾都會自動自發在自己的崗位上做自己該做的事,社會也就自然的安定祥和了。上位者必須要具備德行的,是因為執政者具有一個指標性的意義,也就是論語所說的風行草偃的概念。強調君子與小人,上位者必須要是君子,透過感化以及影響人民使得國家和社會風氣更加的淳美。 我們會舉秦始皇的例子,說他是暴君。即使長城是相當具有影響力的建設,但是由於秦始皇本身並不是一位具有德行的君主( 依現代歷史道德判斷),所以他做這個建設的時候用一種不人道、不符合常理的方式去達到他的目的,對人民來說是一種痛苦。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思考過這件事卻理所當然的有答案」讓我很驚訝, 下意識的認為說應該要有德行, 但是不到三秒開始思考之後,卻又認為有沒有德性不應該和他是否具有執政的能力相提並論。其實從這樣子的案例(也許你也是也這種眾多的案例之一),不難發現其實透過教育,整個社會體制已經成功把我們打造成他們希望我們有的樣子,也就是前幾週提到的社群者,儒家或是傳統這樣的觀念已經在我們的腦中根深蒂固。
整個教育體制讓我們習慣於、或者是接受了這樣子的政治理念:「我們都希望有一位完人能夠成為領導者,替我們做決策,同時也負擔全權的失敗責任,我們願意將我們所謂的自由交付給他,並且將希望灌注於他身上,由他來帶領我們前往樂土。」其實現在的政治狀況,台灣人民口口聲聲的民主, 其實是不全然的,因為我們卻對領袖人物懷著菁英主義式的期待,當然包括式的精英主義, 雖然不是一種壓迫,比較符合儒家所稱的君子(權力者), 而且也不難發現,每當執政者判斷錯誤或者是做出不正確的選擇,人民往往奔網路平台, 開始批評說這是一個爛政府,卻忘記執政者也是我們選出來的。還有另一個想法是, 應該要捐棄「選出一個有德者」這樣的想法, 而是注重他的實踐道德,也就是實質上的政策對人民是否正確或後天監督式的公開道德。
回到原先的議題, 我認為執政者誰當選都應該是選民的共業,也就是說, 執政者的德行並不是必要的條件,當然有關於做決策的品德是需要具備的,像是誠實公開等等,但在這裡我比較偏向把這樣的品德歸類於「執政的能力」,也就是說,執政者私底下的人品, 不應該是我們來判斷他政績的一項條件。 執政者只需要討論最終目的, 只需要明確的知道什麼是理想的手段,怎麼樣才能達到社會總體最佳利益(也就是公利不是私利), 整體社會的生活品質或者是公民德行,是全體人民需要共同負責的。 公民如果真的具備相當程度的公民德行,就能制衡執政者的濫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