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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民方法特輯 00.前傳
2024-07-14
每個人都在喊話：從今天起我要be myself。
不過也許， to be or not to be，根本由不得你。
甚至有可能，我們每天都在「做」自己、「做」工作，這些我們認為充滿獨立意識的操作，都是以社會群體為大前提的作為。
想到一個以前在關鍵評論上看到和性別刻板印象有關的歷史小故事。
現代的我們走進嬰兒用品店，自然認為粉紅色的用品是準備給女生的，而藍色的用品是準備給男生的。然而在1918年之前的貿易雜誌上面是這樣描述的：「 粉紅色是更果斷、更強烈的色彩，是準備給男孩的；而藍色則是更細膩纖巧，於是適合漂亮的女孩子」。卻不知道為什麼從1918年開始到現在，我們的「社會框架」出現的大轉變， 或許第一個人提出藍色更適合男生的時候是被嘲笑的，然而卻不知道怎麼了，這卻默默的改變直至今日，現在從社會視角來切入的話，藍色適合男孩子這句話，終於從「大錯特錯」變成了「合理」。
在心理學研究的初期，慣例去研究那些特例（或「病例」），了解機制以及進行比較分析。逐漸發展到了後期，心理學研究派別發展上開始重視「一般的狀況」，也就是所謂大眾平均值的狀態，而後陸續推出了IQ檢測法、大眾心理學、俗民方法論等等。換句話說，可以將文化想成一種不但可以表現，更可能可以「遺傳」的因子。如果把基因以基因池做比喻，那麼我們也可以想像將所有人類放到一個大池子中，而文化的遺傳性特質，我們可以稱之為模因(Meme)。
又如果我們把社會比喻成基因池，模因就是所謂演化上的「自私基因」，則叛逆以及反抗， 就是我們演化上基因在和模因在大戰：「人類要嘛被基因控制，要麼被模因控制，所以在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人類並不自由」。
而今天在這個特輯裡要談的則是這種「平均值理論」其一：俗民(Ethnomethodology)方法論。
每當媒體在報導中秋烤肉、燒冥紙等這些與現代環境價值衝突的活動時，俗民個詞彙，常常被拿出來使用，通稱這些活動是改不掉的「俗民文化」。其實俗民文化並不等於在討論「通俗」、「沿革而成」的文化，而是指因為生長背景而產生，卻「未被察覺」的生活習慣與價值觀。俗民方法論討論的問題是「人如何理解其日常活動，俾能以社會上可接受的方式來表現其行為」，同時也說明一個對於團體完全陌生的人必須要學些甚麼、接受什麼樣的價值觀，以成為在該方案、團體或文化中發揮例行作用的成員。而俗民方法論學者的研究內容，就是察覺這些理所當然的常識，並且探討個體如何進而形塑去符合社會規則與秩序，「男廁潛規則」、「捷運座位（空位）選擇法」這些有趣又荒謬的主題，都可能是他們的研究範疇。
而這樣的俗民理論，又可以由後天（教育）及先天（腦科學）兩種角度切入。
教育與俗民理論
教育制度的設立一直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哲學問題，眾說紛紜的背後有的是對於利益重新分配的探究（或說是社會基本善）、有的是對於經濟發展背景的重現，也有一說是增加社會平均知識水平、動態思想促進社會進步，進而幸福。不過，無論你贊同哪一個對於最終目的的說法，我們可以從中確定的是透過教育的手法（手段），我們能夠將社會重新分配，將大眾形塑成合格社群者，想辦法把某種主體性加諸於你身上。思想和文化可以把人塑造成一個認同主體、打從心底認為主流價值是理所當然存在的人。
從古至今，社群主義在華人社會的建構上始終佔有一席之地，先前提到俗民定義也包含「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必須要學些甚麼、接受什麼樣的價值觀，以成為在一個方案、團體或文化中發揮例行作用的成員」的概念，俗民也可以說是一種對於社群主義社會的導進過程。
在過去的教育中，這種模式已然存在。今天我們所閱讀的經典（多半是儒家經典），即是過去那個扮演社會導進的重要角色，那種「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教育角色，而他們的影響力，持續不斷地滲透到包含現代的文化裡頭。正如同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歷史和史書相較於這些文學思想經典，需要比較完整的包裝；而經典則是肩負著人格陶養、文質彬彬的教育使命，在這裡扮演的角色便是把人（個體）教育成合格的社群成員。 而這種教育方向是具有理想模型的，它們有著共通點，一般而言都會針對聖王、聖人、輿論（或等同的社會溝通方式）、女子核心價值的原型等面向，著手形塑一個標準的理想模型。
反觀現代教育的模式，多元化的教育概念也紛紛迸出，每日一讀、故事時間、寓教於樂、手作學習等等，各式各樣的教育模式紛紛搬出檯面，然而這種教育也是具有方向性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童話故事中那些暗喻負面情緒的反配角色都得死（巫婆摔下山崖、惡龍被王子砍死），潛移默化地暗示孩童必須消滅這些情緒，或至少不能表露出來（巫婆躲進深山中再也沒人看過她）。這些童話也會像那些經典，一代一代相傳而存活下來，也同樣對於仁人統治者（善良的國度）、愛與正義的性格（正派角色特質）這些理想有深刻的刻畫。漸漸地卻也可能造成華人社會中情緒不外顯、陽奉陰違這種偏了原意的社會文化。
言歸正傳，令一點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形塑的力量。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對於古典(傳統上)權力的定義是把它想像成一種禁止的(我們不能做甚麼)， 而且懲罰還要公開展示，是一種禁止行的死亡權力。 傅柯並沒有否認傳統，只是認為大家只不過看到的表象。他認為權力是生存主體用的不是要消滅，或者是讓違規者死亡。 而需要透過懲罰、或者是讓你恐懼而改造你，把你改造成他們要的主體（ 也就是先前總是提到的合格社群者），想辦法把某種主體性加諸於你身上。
而這個概念投影到回到教育本身，就像學習一樣，知識是權力，我們要在社會上勝出或者是遵行體制生存，就要接受知識教育的主體性。傳統上有句話是肉體是靈魂的監獄，傅柯卻認為靈魂是身體的監獄，某種層面上靈魂在監督我們自己的行為，像在我們接受教育體制的主體性後， 我們的靈魂就會監督我們要認真努力的表現，就像其實我們並不會讀到這些書， 我們也會監督自己把它們裝在書包裡面或者是背回家，這樣使我們心安。
腦科學與俗民理論
前面提到過一種對於俗民理論的說法，認為俗民理論建立於後天，比方說教育形塑或外在壓力，而在這裡要提出一些有別於上述的看法，由腦科學的角度說明俗民模型的建立，並不只是後天的，更偏向是由內而外的、自發性的大腦機制。在上一個部分將教育定位成俗民方法，這裡將會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討論模因，把他從一種「俗民方法」、「俗民過程」的角度撤下，將演化視為腦科學角度的俗民方法，是人類共同演化上無自我知覺的大腦反應，而教育經典等文本比較像反應俗民結果的現象。
最近在心理學和腦科學的學者之間備受青睐的詞彙是「社會腦」(social brain)，也是最近才迅速起色的進化心理學以及靈長類動物學，爲社會腦的概念提供了有力的支撐。理論基礎發想在於透過觀察靈長類的生活方式演化得到啟示，以及比較各動物與人類腦的比例與耗能狀況，發現人類的腦比例雖然沒有一些動物來的大，但耗能最是最大的。社會認知神經科學家Matthew Lieberman更認為，人類之所以需要又大又耗能的大腦，是因為人類大腦天生就被設計成渴望與他人互動，人類在經歷集團生活、社會生活等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進化，逐漸形成了大而發達的腦。
我們的世界觀都是建立於我們對人性的預設上，而不全然如我們所認為的教育。其中最好辨別的例子，便是人類群體概念的形成過程遠早於教育手段的發展。
經濟學上往往會將人類比喻成經濟動物， 喜歡算計以及計算自己的利益；如果就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則可以將人類比喻成一種社群動物，正如同海德格說過， 人類是和其他人類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方向、屬於的面向都是和其他人交互影響。制度往往也是一種壓抑的治標方式，為了社會的和諧訂定一些規矩，然而人們卻對於制度衝撞者有莫名的衝動與崇拜。教育不能完全改變我們先天的行為，我們學習到的善良、德性、內涵，可能只是在壓抑先天的「自行車反應」：對上位者卑躬屈膝，一邊猛踢下位者。要在合作的狩獵與採集社群中保留一席之地，避免被驅逐、流放和欺凌，最好的辦法就是做出讓別人感激的事。如今，無論以何種方式迎合人們的需求，都可以讓人萌生自我價值感。 遠在人類發展出制度、法律、倫理、教條等社會規範之前，這種能力早已促使人類接受互相依存的群體概念，先天知道由分工與專業化可以得到好處，也許並不全然是教育或後天壓力使然。
總的來說，目前俗民方法仍比較偏向強調後天的文化養成，不過與腦科學的結合，會是社會科學前進的趨勢。而人類的模式，比起單一獨立意識的運作來的複雜許多，透過俗民方法論的角度，我們需要重新思索現代符號學現象、多元的真實與幻象、自由意識，也需要重新定義個人與時代的關係、民主的現狀等等。